環保督查通過回頭看、公開曝光、約談政府部門負責人、搞城市環境質量排名等方式，給了地方政府很大的壓力。這也使地方政府開始下重手整治環境。但在這過程中，也存在手段粗放、過分依賴行政手段、搞一刀切等問題。比如，河北和山西的部分地區，為了擺脫環保排名靠后的現狀，紛紛對鋼鐵、水泥、焦炭等行業進行限產、限電等方式，同時制定了產能退出目標。部分地區甚至提出了“以鋼定焦”的產能限制措施。通過行政手段，短時間內的確見效比較快，但也會給國民經濟發展帶來負面影響。

首先，短期內環保甚至能夠給部分地區帶來很大的收益。主要是由于產能受限，導致高耗能產品的價格暴漲。8月18日螺紋鋼期貨的價格達到4500元/噸，焦炭達到了2794元/噸，相比2016年初的低位，螺紋鋼漲幅超過200%，焦炭漲幅超過350%。在外部環境惡化、國內投資下滑的當下，高耗能產品價格的暴漲，是很不正常的現象。一方面，目前國際貿易形勢惡化，中國經濟又處于去杠桿的階段，企業面臨的總需求不足，同時融資成本又高企。南京純水設備此時推升上游原材料成本，會使得中下游企業經營更加困難，并加快產業向外轉移的速度。另一方面，表面上看由于價格上漲的幅度高于產量減少的幅度，部分地方政府和企業的短期收入上升了。但是在全球化分工的今天，供給的來源是多元化的。目前高耗能產業向東南亞和獨聯體國家轉移的趨勢就很明顯。不能回避的是，西北地區發展高耗能產業是有資源和產業鏈的比較優勢的。

當然，并不是說環保不重要。只不過在制定和執行環保政策的時候，應該更多地采用市場化的手段。政府應該明確自己能夠做什么，做不好什么。在制定目標時，也應尊重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。環保的代價是推高成本，但是考慮到環保本身具有正外部性，力度合適的環保政策是有益的。但是，采取限產、控制產能等模式，則會給經濟帶來比較大的負面影響，甚至可能是向計劃經濟的倒退。現實中，存在著更加合適的環保制度，比如征收資源稅、環境稅，拍賣可交易的排污許可證等。在這些制度下，企業會更有動力進行技術創新，在不影響生產的情況下，減少排放量。同時，需要認識到污染不是一天造成的，治理污染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。

因此，在制定環保政策的時候，應該給予企業充分的時間進行調整。需要認識到，中國目前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，與發達國家還存在很多的差距。工業化是后發國家實現趕超所不得不走的一步，因此在制定環境政策的時候，也應該與當前的發展水平相適應。南京純水設備雖然中國目前要進行增長的新舊動能的切換，但這并不意味著舊的產業就要停止發展。從經濟發展的規律上看，產業升級并不是不要舊的產業，中國是一個大國，單單靠發展新經濟沒有辦法解決就業問題，跨越式產業調整需要時間。更為現實的情況是新經濟的增長動能快一些，傳統的行業則在滿足國民經濟需求的前提下，發展得相對慢一點。

基于目前環保方面存在的問題，具體政策建議如下：

第一，政府應盡可能避免間歇性限產、強制退出產能等方式來施行環保。而更多地應采取罰款、排污費、可交易排污許可證、環境稅等市場化政策手段來控制污染物排放，讓企業有個退出調整的空間和時間。最近，政府特別叫停環保一刀切，禁止地方政府相關部門在環保執法過程中采取盲目和過激行為，以避免對當地生產和生活造成困擾和利益損害。

第二，應停止城市環境排名，不搞環保錦標賽。在制定環保政策的時候，需要考慮到各地區發展的歷史路徑以及資源稟賦特點。應清醒地認識到，環境治理應該與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。

第三，環保部門應轉變政府職能。僅僅依靠運動式的巡視懲治，其實也可能是一種懶政的表現。環保部門應建立服務型政府的觀念，平衡短期和長遠目標，將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完善環境監管和處罰機制，如何幫助企業提升技術水平和促進環保技術的應用上南京純水設備。

第四，環境治理需要制定長效機制。這個需要配套政策組合，改善環境主要依靠收入水平提高、經濟結構調整、資源效率提高、技術進步等，這些影響因素都受能源價格驅動。通過設立環境標準和約束指標，以及能源價格改革來反映環境和能源資源成本，促使能源結構和經濟結構調整、技術創新、提升廢物回收利用率等，從而有效引導對常規能源的替代和增強清潔能源技術的競爭力。

第五，現階段經濟快速發展帶來的整體環境污染，很難快速用技術措施來消除和緩解。因此，除了從供應側進行環境治理，政策上還需要從消費側進行引導以改變消費方式，改變經濟發展模式，推崇節能減排，真正有效治理環境。（作者系廈門大學中國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長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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